人之德性与目的，就其最初根源或初始条件而言是由天地即自然界给予的，但要真正变成人的德性，则只能靠人自己去实现。
汉武帝崇拜三代先王的国家治理理念，他推崇儒家《五经》，正是希望建构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系。要如何突显人民利益的重要性，孟子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，他说：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
儒家特别强调王道与霸道的区分，孟子说：以力假仁者霸，霸必有大国。由此，国家治理理论不仅强调政府运用强制力量的治理能力，还特别关注国家的民意体现（共同目标、双向互动）。唐初魏征也主张：德、仁、功、利，……兼而行之。主利在有劳而爵禄，臣利在无功而富贵。[⑦]认为天与民相互通达。
这一王道的治理方式开启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先河。[55]桓谭：《新辑本桓谭新论》卷二，中华书局2009年，第3页。宋儒以师道明正学的学术追求，推动了两宋的儒学重建与宋学崛起。
[3]钱穆对宋学精神的概括是很精准的，革新政令、创通经义、书院教育三个方面确实表达出崛起的宋学精神，而且这三个方面也能够鲜明体现出师道的主导作用。其实，自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一直存在两种权威：一种是君主权力的权威，另一种是圣人文化的权威。胡瑗等宋初三先生以师道明正学的思想行动，得到了当时诸多大儒的高度评价。北宋发生的几次重大而有影响的政治改革运动，正是朝野不同士大夫群体广泛参与的结果。
全祖望对宋初学术的总体情况，有一个重要概述： 有宋真、仁二宗之际，儒林之草昧也。汉儒以五经为核心经典而建立的儒术，就是这样一种学术类型，这正是陈寅恪所说的儒学特征：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，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，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，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。
故人臣能使其君视民如伤，则王道行矣。而宋代似乎不同，作为儒学变革主体力量的士大夫，他们主要是在民间或者地方推动政教变革。（《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》）事实上，朱熹一直将官学之外的书院创建，看作一项复兴师道的重大举措。[4]陈荣捷：《朱子新探索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7，第287页。
道统论的系统理论是由南宋张栻、朱熹所确立的，他们二人均通过师道复兴而建构儒家的士人道统论。大夫型汉儒拥有庙堂儒家的地位，他们在学术上标榜师法，其师的身份是朝廷的博士，突显其官员（大夫）政治身份的认同。宋儒虽然承认三代圣王相传的先王型道统，但是更强调孔孟儒家所传承的士人型道统。三、师道与政教转型 两宋的师道复兴，推动了宋学的兴起和发展，同时还引发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型，即从汉学型的政教形态转型为宋学型的政教形态。
宋代士大夫希望推动的政教形态转型和建构的孔孟之道，体现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士人的思想视角，而孔孟之道恰恰是士人人格和师道精神的典范。张栻在为静江府学宫创建周敦颐、二程等道学学者的三先生祠堂时，向士林表明这一切均是为了复兴师道，他反复指明师道的意义所在： 师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。
我们发现，士大夫与师的身份认同和历史上不同的学术形态也有密切关系。南宋前期作为民间儒学的理学大盛，同时书院也大盛。
故《传》曰:‘国将兴，尊师而重道。（《宋名臣言行录后集》卷十一）作为政治集团，他们得到宋仁宗支持而发动了庆历新政，推动了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教育各个领域的革新。而比年以来，师道陵夷，讲论废息，士气不振，议者惜之。根据宋儒的看法，师道是在王道不可实现的历史局面下，儒家士人不得已的追求，而且王道的实现并不像汉唐一样完全依赖于帝王。的确，儒家尊师的思想传统与中国传统政教形态密切相关。学界普遍关注的道统论，其实是与师道复兴同时发生的。
而且这两种权威有着密切的关联，君主的政治权威需要圣人文化权威的维护，而圣人文化权威往往需要得到君主权力的认可。（《宋论·真宗一》）他认为宋学由初起走向大盛，与以师道复兴为目标的书院密不可分。
故言治者若无预于学，而求道者反不涉于事。汉学讲究的师法其实是强调朝廷礼义法度的官方标准，因为汉儒解经的目的是为朝廷制定礼法制度服务。
四书作为民间士人的讲学记录，突显出儒家士人希望在政教形态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要求，弘扬的是士人的师道精神。[5]在这些材料中，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：在宋学兴起以前的道统论中，以帝王之位上接三代先王道统的说法占据主导地位。
两宋时期的三代王道理想，恰恰依赖于儒家士大夫复兴的师道。最后，宋儒的师道复兴与书院教育具有密切联系。但是在具体的现实情境中，每一个士大夫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有很大差别：或者是首先认同其官员（大夫）的政治身份，或者是首先认同其学者或师者（士）的文化身份。故师者，天下之根本也。
（《三先生祠记》） 张栻反复强调要复兴孔孟奠定的师道，就是希望宋代士人能够承担和传承三代圣王创建的道统。纵观朱熹一生，他的主要精力除了从事学术研究、理学建构外，就是大量创办或恢复书院讲学。
可见，范仲淹是宋代政治改革的先行者，他倡导的师道复兴与政治改革密切相关，所以庆历新政其实是宋代士大夫的行道活动。《道学传》的依据就是程颐为程颢撰写的《墓志铭》中的道统论：周公没，圣人之道不行。
所以，宋儒诠释的四书学，更加明显地体现出宋学型政教形态的特点。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重要差别，导致汉学因师法而关注礼法典章，宋学因师道而强调道德义理。
[3]钱穆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97，第7页。钱穆说：宋学精神，厥有两端：一曰革新政令，二曰创通经义，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。可见，师道与王道本来就是密切相关的，宋儒复兴的师道，也就是儒家士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宣讲的王道，它是儒家士人引导甚至对抗王权的尚方宝剑。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，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，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。
如果说张栻希望从士人之师道过渡到士人之道统，那么朱熹就是这一师道化道统的全面建构者。（《胡先生墓表》）欧阳修肯定了胡瑗、孙复、石介对宋代师道复兴所产生的重大影响，而此三人恰恰成为推动宋学发展的宋初三先生。
宋儒特别不满意汉唐以来师道废久矣（《胡先生墓表》）的情况，他们批判汉唐士大夫缺乏早期儒家师道尊严的士人精神，或者沉溺于章句训诂之学而谋取功名利禄，或者引导君主汨于五伯功利之习而违背孔孟的道德精神。（《上何右丞书》）早期儒家如孔孟等赞扬三代圣王的仁德和胸怀，是为了批判现实政治中君王的暴虐和狭隘。
同时，由于学术与政治的密切联系，学术领域的学派与政治领域的朋党密切相关，学派往往也是党派。还有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现象，即宋代儒家士大夫在推动师道复兴的同时，也在追求王道的复兴。
